一副麻将

过去十多年里，家里茶几下面一直放着副麻将。这是套竹底骨面的玲珑小牌，手工刻制，附件齐全，算得上精致。我一辈子没学会打麻将，家里面偶尔打牌就只能三缺一凑合，我们也几乎从未请朋友来家里玩过牌。可这副麻将却是我自己买的，是三十年前我用生平发的第一次工资给我父亲买的礼物。

父亲是重庆人。五十年代初大学毕业分配到东北参加苏联援建项目，就此在东北安家。祖父是地主，1950年后便一步一步地被剥夺了做人的权利。跟那个时代的很多青年人一样，他自参加工作伊始就一直向家里寄钱，供养两个还在上中学的弟弟，到他们大学毕业。我懂事以后，很多次见到过他经济上帮助过单位中的同事。他讲一口很重四川口音的普通话，但在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压力下，说话不多，一般很严肃，很少记得他会有开怀大笑的时候。每当我跟妹妹捣乱的的当口，他一定会更加严厉。我自己读书靠耍小聪明，从不记得父亲过问过。只是复习高考的时候他会利用出差的机会帮忙找复习材料。我去北京读大学，是父亲送我去报的道。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十七岁，还从未离开过家。在学校里才呆了两天就去招待所找父亲。大学四年中父亲除了中间一段时间病重住院，差不多每个月会找事到北京出差来看我，帮我洗衣服，带我去首都医院看我的鼻炎。记忆最深的是，他带我挨家去吃北京当时还不多的几处四川馆子。仔细想起来，我的做人靠的主要是父亲潜移默化的引导。

既然是四川人，自然喜欢打麻将。我自懂事就记得他的这个爱好，也是我所知道他的唯一爱好。文革时期，打麻将算是四旧。可父母会偷偷跟人家借抄家抄来的麻将，在家里拉上窗帘，锁上门跟邻里打麻将。万一来客人敲门他们得收了麻将才能去开门。我大学三年级父亲被诊断为癌症。等到我大学毕业，他的癌症已经扩散，人已经瘦得只有一把骨头。

大概是因为当时没处买的缘故，我们家里从来没过自己的麻将。毕业的时候我就想好要给父亲买副麻将。不过当时北京还在抓赌，外面根本买不到。好在当时认识外国人，拿到自己的第一笔工资，大概有七十多元，换了外汇券，跑去双榆树友谊宾馆里面的外汇商店买了这副说是为日本人造的麻将牌。

            春节回家，父母跟他们的老牌友两家一块为这副麻将开了封。我当时带了一筒彩色胶片回家，留下了当时的情形（背对镜头的是我父亲）。说起来父亲几乎是留在黑与白的世界之中，只有这几张彩色照片。半年之后，我暑假结束去病榻上的他告别，还清楚记得临行前他一直盯着我的眼睛。十几天之后，他辞世而去。在此之前，我绝想象不到没有了他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

            他去世五年后我妹妹大学毕业回家替代我照看母亲。我跑去中冶公司想找份钱多的差。公司领导说，我们都认识你父亲啊，好人。回头我给外企那边打个电话。于是我就有了新工作。原来还是父亲的阴魂不散。

            屈指算起来我的大半生是在父亲身后渡过的。我有他留下所有的照片，他给我写过的所有的信函，他的手表，图章与剃须刀，他1957年买的收音机与1976年买的电视。我通过他的兄弟姐妹打听他的一切，甚至还领回了他的人事档案。可是都不管用。我心里真正想要的，其实只是这副麻将的主人。

2011年父亲节